近日，继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落马后，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均有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自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作为新领导层的最高议事日程，在全国快速开展。此次五中全会后“9天打5虎”的反腐提速，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权力场, 就必然腐败, 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 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 那么情况真是很糟糕。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几种主要的有关腐败问题的误解，下面我通过解释这些看法来讨论、分析中国为什么变得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
一、执政党领导层对反腐败不够重视
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实际上，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的最常用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 认为是超越了法制和法治。
再者，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二、惩罚不够
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 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既包括党纪方面, 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一些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至少是律师界）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 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里，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里，上下级官员接连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
三、道德教育不够
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缺少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我们往往把一大套理想主义等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有谁可以说清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道德的具体关系呢? 这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话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有足够道德教育的话就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 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 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 甚至几十个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 从道德教育方面,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建设清廉政府的机制。
四、没有民主化。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那么，为什么民主政治可以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里，司法是独立的，司法的独立保障了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就是说，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这一等式在一些社会形态下是成立的，而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并不成立。如果这样，这种观点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公理。
经验现象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至少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民主政治能否造就清廉政府，那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显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
而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社会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社会，政治腐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或者制度设计不同而导致的。当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即便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会出现腐败的情况。而基本国家制度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民主机制, 例如权力制衡等。无论从西方还是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法制的发展最为关键。近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方, 国家建设大多发生在君主贵族统治期间。近代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主体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包括法律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要素就已经到位了。相比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生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经验地看，大多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大众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的。如果在大众民主化之前，这些制度得不到确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可能建立这些制度。这就是今天很多发展中民主社会的困境。
因此，民主政治如果要达到清廉政府，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而且更需要能够支撑这套制度运作的大制度环境，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另外，民主政治和政府清廉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清廉政府要等到民主化之后才能建立。相反，保障清廉政府的很多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否则民主化来临之后就很难建立。特别需要避免的是民主政治和腐败政治共存的局面。
以上的讨论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腐败、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含义呢？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都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我们会看到，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大的和宏观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决定政府清廉与否，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所为。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关注郑永年系列经典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世界秩序在变动与重塑之中，中国需要占据高位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只有在知识上扮演有力角色，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 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学家，最容易读懂的中国改革路线说明书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如何构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政治VS网络，胜负or共赢？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中央与地方，自始至终都在博弈之中！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三步走》 ——未来30年，中国的道路要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