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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即

成功在即

“这沙地可真够软的。”谢尔抱怨说,“太费劲了。”

“真不知道你在抱怨什么。”我跟在他后面推着车,“你够轻松的了,也没带什么东西。”

我们左侧2公里处,有一排黄灯在闪,那里是阿布辛拜尔北边的第一个检查站,现在是半夜,检查站那边的动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在沙地里跋涉,我们的呼吸都沉重得有些刺耳,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夜晚凉爽的沙漠应该是一片寂静。天上的月亮将满未满,挂在南方的天空,像是一个易碎的玉盘,昏暗的冷光为偶尔经过的汽车照着路,汽车走远之后,还能隐约看见发着红光的尾灯。

两天前,我和谢尔在阿斯旺重聚。(他说:“天天在办公室里待着真是要命,我要过真正的生活。”)我们偷偷用公交车把自行车运到阿布辛拜尔,趁着夜色从皮划艇最后到达的地方出发。埃及政府禁止游客单独穿越阿布辛拜尔到阿斯旺之间140公里的公路。1997年,62名游客在卢克索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当局怕再出事,干脆禁止游客单独通行。现在,游客只能乘公共汽车被集体护送到神庙群,再原路返回。我们当然不能坐车,否则就算不上人力环球旅行了。

为了绕过检查站,我们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到柏油路之后,我们抖了抖身上的沙子,继续向北骑。

凌晨3点,我们到了位于托沙的第二个检查站附近,这里的建筑一片漆黑,没看到有人执勤,也没有栅栏,只有一排油桶挡着。我们摸着黑骑过去,眼看就到前面的开阔地了,突然,一阵狗叫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这阵狗叫声就像给我们的双腿上了弦,我们伏低上半身,飞速地蹬着脚蹬,希望没人起来查看。前面有一条水渠,再远处就是茫茫沙漠。我们跑到沙地里待了几个小时,睡了一觉,在沙漠里,抬头便能看见无数繁星。天亮之后,我们继续赶路。白天气温很高,傍晚的时候我来到了第三个检查站。

我们一开始打算等到天黑之后偷偷溜过去,阿斯旺离这儿只有6公里远。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靠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看守的警察蒙混过去,都已经到这儿了,他们总不能把我们送回阿布辛拜尔吧?

我对谢尔说:“管他呢,咱们走。”

路两边密密麻麻分布着很多小房子,往远处看也是一样,粉红色的警亭高高耸立,街灯、树木和红色的芙蓉花给漫漫黄沙带来了无限生机。前面有路障,减速带和红白相间的油桶拦住了所有车辆,两个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看到我们之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手掌上下挥了两下,示意我们下车。

“你好!”我兴奋地跟他们打着招呼,以为他们已经同意我们过去了。

其中一个士兵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和谢尔都没注意,继续往前骑。

“哇哦,最后一个检查站了。”我们离开检查站之后,谢尔开始大声欢呼。

我笑着说:“是呀,从这里一直到英国,一路畅通无阻。”

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从阿斯旺的高坝上骑下来之后,我们到了英国在1902年修建的老水坝附近。一个长着小胡子、戴着红色贝雷帽的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冲我们挥动着他手里的机枪。

谢尔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往前骑?”有过刚才的经历,他更不把检查站放在心上了。

天已经黑了,警灯闪着红光,两个士兵守在从水坝上下来的路口旁。当局担心阿斯旺水坝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所以这条路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岗哨。

我说:“咱们最好下车,他们要是心里没底,可能会朝咱们开枪。”

那边有十来个士兵,全都荷枪实弹。

谢尔停在最前面的那个士兵面前。“我们能吗?我们想——”他想说能不能让我们过去。

这个士兵摇着手指,傻笑着说:“不。不。”

他拦下一辆破旧的丰田海拉克斯,示意我们把自行车搬上去,看表情他似乎很高兴。

谢尔对我说:“他不能这么做。”

那个士兵笑得更灿烂了,用阿拉伯语跟谢尔说话。他的搭档,应该说是副手,附和着拍了拍他的胳膊。谢尔一直在抗议。过了一会儿,海拉克斯的司机等得不耐烦,走了。

谢尔指着我说:“他。”但是那两个士兵只顾和对方说话。“听着!他要环球旅行。”谢尔一边用手比画一边笑着说,“全世界!”然后他拍了拍大腿,“走路、骑自行车。现在过这座桥,坐车。不行。”谢尔摇着头继续笑着说,“不能坐车,我们要骑车过去。明白了吗?”然而,士兵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天哪!”谢尔骑上车准备从桥上过去。

其中一个士兵追上去说:“不!不!”

那些士兵虽然权力不大,但是在这种时候只要他们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就过不去。

其中一个士兵对着通话机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转过头问我:“国家?”

我回答说:“英国。”

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说道:“哈!足球!好!阿森纳万岁!”

他们的领导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谈论足球,他们还说自己都是被强制入伍的,都有正职工作:努西姆是律师,胡山尼是教师。这些白领阶层的专业人士,每36个月要有12个月时间做现在这种跟本职工作无关的事。他们全都为现在的情况表示抱歉,他们虽然没有直说,却一直在委婉地表示:这路要是我们家开的,肯定就让你们过去了。

但是阿里发少尉跟他们不同,他是职业军人,表情特别严肃,几个讨人厌的游客害得他不得不走出舒适的办公室,为此他有些恼火。他直接通知我们,说什么都没用,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已经上报准将,他说你们哪儿也别想去。”

“好吧。”我说着,把自行车靠在栏杆上,“那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谢尔从车座后面把蚊帐拉出来,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要是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在这儿一直待着,看谁熬得过谁。”他在岗亭旁边铺好垫子,“忘了跟你说了吧,杰森环球旅行都13年了。”他一边支帐篷,一边笑着说,“在这儿待上几年,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

少尉瞪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你们不能这样!”他气得直发抖,但是帐篷都快搭好了,对他来说,真是天降横祸。路过的司机全都放慢速度看热闹,有些人还在嘲笑那些士兵。

少尉语气软了下来,说:“即便是总统,也不能骑车或步行从桥上过去。”

胡说八道——当然这句话我并没说出口,我想起了今天上午的一件事。白天,我们在阿布辛拜尔和阿斯旺之间的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想吃点东西。老板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两个孩子都很懂礼貌,也很勤快,他对埃及的安保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规定基本上都是蒙人的,就是想骗游客的钱,政府要向每辆来往阿布辛拜尔的公共汽车收1000美元的安保费,实际上哪有什么安保,十几岁的孩子拿着步枪在那儿打瞌睡能顶什么用。卢克索事件过去10年了,他们总是说恐怖分子有可能发动袭击。

老板哈哈一笑,说道:“钱毕竟是好东西,谁会把摇钱树砍了?”关于怎么对付埃及的安全部队,他还给我们提了点建议,“你就大喊大叫,游客就是上帝。你要是不冲他们喊,他们就拿你当条狗。”

因此我们继续跟他们争辩。对谢尔来说,跟人争辩就像呼吸一样自如,他曾经跟我说过:“跟人争论的时候,你就跟他耗,最后肯定会有结果。”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都烦了,于是提议给他们点过桥费。阿里发少尉没说话。我已经没心思跟他们耗了,我说:“这事真就这么难办吗?”

他说:“我要是去了你们的国家,有人告诉我不能这么办,我肯定就不会这么办。”

“是,但是你要是在我们国家,我们的警官肯定会给你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这才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我发现埃及的公务人员根本不为游客提供帮助,连建议都不给提!”

那位少尉脸已经沉下来了。我心想,当面批评他们,是不是不太明智啊。

“等一会儿。”他抬了一下手,走开了。

跟他们的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又回来了。他冲着我说:“首先,你说要给钱,让我觉得是种侮辱。”他提高了声调,似乎动了感情,“你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不对的!”

“我不是想贿赂你。”我抗议道,“在我们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就得替——”

他打断我,继续说道:“第二,我会帮你想办法。请你到警车里等着。”

撒泼式的叫嚷和指责起作用了。谢尔和我等着的时候,少尉说因为他不久就要升职,所以才会一直待在军队里。

我想给他点鼓励,于是说:“少尉,你今天表现得很有领导气质。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升职了。”

他稍微扬了扬下巴。

30分钟之后,还是没看到警车的影子。阿里发少尉决定亲自护送我们。他挥手拦下一辆白色的标致504柴油机动车,跳到车上喊:“跟着我走!”我们在狭窄的双车道上跟着红色的汽车尾灯。我们骑着车跨过了阿斯旺水坝,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都享受不到的特权,我们却享受了。

*

我的环球旅行计划成功在望,后面不会有太大的阻碍,大致的行程已经可以定下来了:从中东到欧洲还要骑7242公里,然后再乘“莫克沙号”穿过英吉利海峡,驶入泰晤士河,10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37分趁涨潮时再次穿越本初子午线。

谢尔休假结束,回硅谷去了,我要自己一个人继续北上去尼罗河河谷。我接连冲过了阿斯旺和库斯之间总共11个检查站,那些站岗的站在粉红色的岗亭里挥着枪冲我喊叫,说真的,他们会怎么做?难道要向他们口口声声保护的游客开枪?

到了艾哈迈德·哈姆迪运河隧道的东边之后,我开始往西骑,从吉布提开始一直在逆风骑车,现在终于可以顺着风向走了,真是痛快!我在西奈半岛上一路奔驰,每天能骑257公里,第二天就把护照递到了一个长相可爱的以色列移民官手里。她才19岁,很娇俏,正合我意。

我咬着牙继续前进,双腿像活塞一样不停运转,越早到法国,就越不用担心渡过英吉利海峡时的天气问题,不然等到冬季降临欧洲就麻烦了。但是到了约旦首都安曼之后,叙利亚领事馆通知我签证被拒了。对我来说,这个消息不亚于五雷轰顶!

“你应该在旅行之前在英国申请签证。”柜台里的人说。

“但是我好几年前就出发了。”

“这些都不重要,你的签证被拒了。”

我心灰意冷地想着:实在不行我就先到边境再想办法。

在兰姆沙的航站楼,我遇到了两个美国来的背包客,他们说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整天了。其中一个叫安德鲁的背包客说:“他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资料传真到大马士革,有希望,但是也说不准。”他是个来自纽约的自由记者。

骑了一上午车,我满身是汗(虽然这里白天的温度和撒哈拉沙漠没法比,但是也有三十七八度),走到境外旅客服务窗口,把我的护照递过去。这本护照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皱巴巴的,上面盖了35个国家的章。

“你看,我已经旅行很多年了。”我弯着腰恳求那位皱着眉头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我的情况,“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回伦敦去申请签证。你能帮我一下吗?”我转过头,指着我的自行车说,“你要是不信的话,我的自行车就在那儿。”

他看了一眼我停在外面、上面满是行李的自行车,开始翻看我的护照,来回翻找以色列的章。“我试试吧。”他含糊地说了一句。

5分钟之后,我走出门,叙利亚的签证已经到手了。

那两个可怜的美国人还在那儿等着呢。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阿勒颇。阿勒颇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十多年了,我总算再次听到教堂的钟声。这钟声让我回想起了过去熟悉的生活,唤起了我脑海中有关绿草地和悠闲村庄的回忆。我从阿加瓦赫宾馆出来,去康科德网吧,一路上思乡之情难以抑制。我昂首挺胸,身手敏捷地在汽车、狗、孩子还有市场上的货摊中间左躲右闪。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躲避危险,抓住时机在路上穿行。这人要跟我要钱,那人很可能要抢我的东西——我通过路人的眼神判断着——坐在咖啡厅里的那人看起来挺实在,他应该可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行,我的安全意识大大提升。离开英国这么多年,我的思维方式也和从前不一样了,我在想:我到底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

从身体上,我得到了锻炼,正处于体力的最高峰,平均每天前进大约200公里;从专业上来讲,我掌握了很多技能,航海、电脑、机械、语言、记账、公关、视频编辑、网页设计、课程研发、野外医护、演讲等——我在不断进步,旅行彻底改变了我。

阿勒颇

情绪方面,我却变成了个点火就着的急性子。

有人冲我笑,我就冲他笑,他冲我大喊大叫,我的嗓门儿也不会比他小。

旅行时感受到的压力、挫败感和失望几乎不曾间断,这就需要超然的情绪来与之对抗。当个硬汉有利也有弊,卑鄙小人退避三舍,但是很多真诚、善良的好人有时也会对我敬而远之,我与这个世界之间拉开了距离,自然无法深入了解、好好体会。

经过巴巴阿尔法拉杰的一座老旧钟楼时,我大声喊道:“你就是个机器,高效、优良的机器,但是你在路上跑得太久了!”

我上过山,下过水,爬过雪峰,再有半年就能回家了。“360度环球旅行”即将创造史上最长的旅行记录。我半辈子都花在了路上,见识了各种地形地貌,跨越了文化障碍,扩展了我的眼界、思维,但是这种所谓的“解放”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了梦想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回到英国之后的困难,最大的未知数不再是旅行中要面对的困难,而是跨越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之后的世界。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十几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西行努力。10月7日早晨醒来之后,我就不用再想着赶路、前进的事了,我要面对这个任务中最困难的环节:

重新融入文明社会。